驳顾晓軍的批邓理论(系列十)
作者:易延年 2010-11-30 09:02:20 发表于:博客中国
四、驳邓式教改、医改、房改「誓与人民为敌」的主要论据
本文和下文所涉及的正是顾晓軍「四批邓思想」中包含较多合理成份的部分。
顾晓军指责邓小平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拒绝政治改革。由于易延年将在《邓改是假改革吗驳顾晓軍》一文中专门批驳顾晓军在这方面的责难,此处就暂不涉及此问题。
1、顾晓军批评「改革开放这30年,却破坏了原有的‘毛式公平’的教育体系。分班制、补习制、收费制及贵族学校等兴起、林立,使优质教育资源向富人倾斜,至使穷人上不起学,入学也难待下去。」「俄罗斯已做到了从幼稚园到大学,全部免费。即便是那少数时常找我们中国要钱、要粮的国家,也是免费教育。而中国,为什麽要让人民失去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力呢?从这点上说,难道‘邓式改革’不是‘誓与人民为敌’吗?」。
易延年并不否认,邓式教育改革有局限,有敝端,有失误,但决非「誓与人民为敌」。
从实际情况看,邓式改革以来,我国教育确实存在以下突出问题:对非义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收费过高,大幅超过了贫困家庭的支付能力,而国家和社会对贫困生的支助力度又不够,以至出现有机会上学的少数「穷人上不起学,入学也难待下去」的情况;在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交得起较高「择校费」的中差生,可以上优质学校,交不起「择校费」的中差生,则只能上中差学校,使「优质教育资源向富人倾斜」,从而防碍了贫困家庭向富裕阶层流动。所以从这方面看,顾晓军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但从另一方面看,顾晓军的批评又是沒道理的。
邓小平复出后就主动积极抓科技教育,迅速帶来了科技教育的活力和春天,深受知识分子的赞赏。邓小平提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注1〕「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注2〕你能说这是「让人民失去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力」,是「誓与人民为敌」吗?
邓式改革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过程中,把农村当作重中之重;到2008年9月,在世界教育规模最大的我国实现了城乡9年制免费义务教育。你能说这是「让人民失去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力」,是「誓与人民为敌」吗?
1978年我国高校招生仅27.3万,2009年招生已达600多万,全日制在校生达到2021万人,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3%;我国10年中走过了别国30年—50年的历程,初步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前,中国100人中只有三、四人能上大学,而改革后,100人中已有20余人能上大学,中国大学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走向了面向全国人民的「大众化教育」。你能说这是「誓与人民为敌」吗?如果放弃毛式公平后的今天100人中已有20余人能上大学,是「誓与人民为敌」,那么在固守毛式公平的年代100人中只有三、四人能上大学,岂不更是「誓与人民为敌」?
国家财政和各个学校用于资助困难学生的经费每年约500个亿,资助的学生2000万人。其中高等学校的资助面达到25%以上,中等职业学校的资助面达到90%以上。你能说这是「誓与人民为敌」吗?
俄国的高等教育免费是它比中国富得多。朝鲜和毛式教育公平的前提是共同贫穷。然而在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如果按你的构想,我们的大学过旱对富人和穷人一律实行免费教育,那不是在用全国纳税人的钱,帮富人买单吗?如果不让大中小富人都为教育多出血,并因此而推迟全国9年制免费义务教育的实现,因此而使高等教育至今仍仃留在「精英教育」,那不是更不公平公正吗?那岂不成了货真价实的「让人民失去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力」和「誓与人民为敌」吗?
2、顾晓军批评「邓式改革」「放弃公平、正义,打破‘公费医疗’秩序,搞患者自理、医疗保险;院长负责、科室承包,提高药价、处方红包等。一切与效益挂鈎,把社会公益事业,当作赚钱的机器」。
显然,这种批评大部分是正确的,但问题并不出在「打破‘公费医疗’」和推行「医疗保险」上面,而是出在医疗卫生事业商业化、市场化倾向上面,出在「一切与效益挂鈎,把社会公益事业,当作赚钱的机器」上面,出在没有把医疗质量即疗效和患者对医疗服务的评价放在中心位置而是把追求利润放在中心位置上面。而且,在公立医院占90%以上的条件下,公立医院榨取的实际上是落入少数人腰包的极不合理的垄断利润。
根据不同情况,「打破‘公费医疗’」,让有承担能力的富人和较富患者承担一少部分费用,本来有利于增加公共医疗的收入并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但一旦变成利润为中心,并且这种利润又主要靠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来取得,那麽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就会向公众需求的方向逆向运行:防病本应重于治病,但在现实中却变成了严重的轻防重治;少数权贵富有者生活条件好,疾病少,获得的医疗资源却反而最多,多数贫困者生活条件差,疾病多,获得的医疗资源却反而最少;医院可以靠高荮价、高收费、多开药、多设浪费性甚至损害性的体检项目等渠道大量获利,自然不会在尽力提高医疗质量、效果和医疗服务上下功夫。其结果既牺牲了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又导致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的下降。。
那麽我们能否因此断定邓式改革就是「誓与人民为敌」呢?当然不能。
第一、医疗改革只是邓式改革中的一小部分,而且这一小部分也不是全无成绩。这30余年,至少医葯供給、医疗设施、医疗队伍、医疗技术和医疗事业还是莸得了较快较大的发展。你能说这些都是「誓与人民为敌」吗?`
第二、国家认清问题后即已着手纠正。从2009年起,国家制定的今后3年的目标是: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可及性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居民就医费用负担明显减轻,「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明显缓解。3年内使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提高到90%以上。3年内各级政府预计投入8500亿元。
正是为了纠正上述错误,陕西神木县还进行了实施全民免费医疗的试点。
而且,这种纠正同邓小平上台后对毛后期错误的纠正不同,它是现政府对自身错误的纠正。
据说,毛澤东后期也是╴心为人民的,但他却至死也不肯纠正自已的错误,甚至连导至三年大饥荒的三年大跃进也一心要翻案。假如现政府继续进行的邓式改革是「誓与人民为敌」,那它还会自已纠正自已的错误吗?
3、顾晓军指责邓式房改是「誓与人民为敌」的最重要依据是:房改後,房地产业「捆绑银行资金」,「绑架中国经济命运与十叁亿人民生」,而中国却迟迟不肯「实行严格的差别化的房产税,有效禁止和打击炒房投机。」「为什麽?因房地产业,是官僚资本的密集区。」
顾晓军在这里确实点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银行资本和房地产资本联手,官商联手和勾结,炒房投机,推高房价,使房地产和银行成为暴利行业,
大大加快了掠夺性的资本原始积累,加剧了腐败的滋生和漫延。
然而顾晓军却完全看不到邓式房改利明显大于弊的更加突出得的另一面。
在易延年工作过的四川广元市,政府从温州等先进地區招商引资,不到十年就将一座旧城变成了一座新城,将几十年、一两百年无大变化的全市破旧单层民房变成了崭新的多层和高层民房,住房总量因此增加了好几倍。新房不久就分完、卖完。后来,招商引资的市长下了台,听说是在招商引资中有经济问题。
上述过程明显有以下积极成果。第一、国有银行赚了一大笔。第二、房地产商发了一笔大财。第三、国有银行和房地产商有了更多资本去建更多的新房。第四、一大部分人买了新房。第五、一大部分人租住了新房而不再隹旧房、破房,他们至少享受了新房。第六、不但绝大部分市民住上了新房,连许多农民、农民工也住上了新房。第七、乡下农民的住房更宽松多了。第八、推动了房地业的建筑技术、经营管理和资本金逐步走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第九、创造了多种市场需求,推动了多方面经济的迅速发展。第十、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很显然,不搞邓式房改就没有这一切快变、巨变,至少这种大改观要慢二三十年。所以不但房改利大于弊,功大于过,就是国有银行和房地产商也功大于过,甚至招商引资下了台的市长,即便真的搞了腐败犯了罪,我易延年这个非受益人也深信:那位市长对广元人民有很大的功绩!
广元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全国又何尝不是大同小异,基本如此?你顾晓军今天硬要推倒这功明显大于过的邓式房改,那才真的是「誓与人民为敌」!你顾晓军今天硬要让广大民众搬回旧房、破房,广大民众不找你拼命,那才真叫千年一怪!
更何况国家现在不仅成倍增加了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而且一再出手打击炒房投机,防止房价泡沫澎涨,这怎麽能叫「誓与人民为敌」呢?
依据之二,「‘毛式公平’中的福利房,是中国城市人以几十年低工资为代价换取的。住房改革,竟然作价卖给大家,作最後的掠夺。如是,也没有房产的土地权,一旦遇上拆迁,便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而这还是幸运的,那房改前没有享受到福利房的,只有自掏血汗钱。」
这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加空想主义者愚弄民众的「老百姓的主义」!
由于毛时代过分严重地忽视住房建设,房改之初,成套福利房远不够分配给全民。只能分给贡献相对大的老中职工。这「全民所有」的福利房既然是全民的,全白给他们显然对分不到房的大量职工和其他民众是很大的不公。要白给他们,国家就只有拿出大量的钱来分给其他人。当时的国家本来就穷,再拿出大量的钱来分配,无异于「杀鸡取卵」,百废待兴的国家又哪来那麽多钱再去搞建设,再去修建大量住房呢?新建房愈少,房价涨得不是愈快愈高吗?那不愈是「誓与人民为敌」吗?所以低价出售福利房,既是平衡利益关系,也是为新建更多住房筹集一部分资金,是「养鸡生蛋」。如果说邓式改革「养鸡生蛋」是「誓与人民为敌」,那麽你顾晓军要「杀鸡取卵」岂不更是「誓与人民为敌」吗?
至于因无土地产权等等而遭遇低价强拆的问题,前一段确實很严重。但现在国家大幅提高旧房拆迁补贴后,凡被列为近期拆迁区域的住房,现在普遍成为抢购房而大幅涨价。请问:抢购者们难道真的都特别喜欢「任人宰割」吗?这拆房如果是赔钱而不是赚钱,人们还会去抢购来赔钱吗?你这副教授兼大作家怎麼連这么简单的帐也祘不清?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说,过去我国曾提出「基本实现每户拥有一套功能相对齐全、综合质量较高的住宅」,这一政策使得我国住房持有率达到了80%左右,人均住宅面积达到26平方米,这一数字居于世界较高水平。我国的房地产发展思路应从“人人拥有”转变为“人人享有”,从强调人均住房面积转到人均住房总量。
而比中国发达得多的西方国家,民众的住房持有率却比中国还低得多,很多人都是租房住。2005年9月27日《中国房地产报》奕颢的文章《中国住房持有率推断有误 地产信贷何言松绑》指出:目前中国住房的持有率,「已经超过不少发达国家而达到81%(美国仅67%、德国更低)」。如果住房持有率更高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房改尚且是「誓与人民为敌」,那麼住房持有率更低得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岂不更是「誓与人民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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