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为什么总是挺身而出？

温家宝为什么总是挺身而出？

　

文／颜昌海

　

海外媒体评论，在中国领导人中，温家宝似乎是一个异数。虽然他在一些会议上，也象其他人一样板着面孔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但在许多其他场合他却能够表现出不同于他人的亲和力。例如在记者招待会上，与许多领导人干巴巴地照本宣科不同，他常常能够引经据典，甚至吟诵词赋来与记者周旋。也正因为如此，这位中国的总理能够不时地为沉闷的大陆媒体带来些许波澜，也为自己赢得了众多自称“八宝饭”的FANS。

有人认为，温家宝之所以能够这样，也许是因为同其他领导人相比，他的家学较深，文史功底较强，因而学到用时能出彩。还有人认为，也许是因为身处总理的位置，他必须天天面现实问题，因而对民间的真实状况和底层民众的要求比其他人要多几分理解，因此他的讲话能够能够得到一些底层民众的呼应和好感。这些分析似乎都有些道理，但并不能完全地解释近年来的“温家宝现象”。

中国实行的是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体制，国务院总理的位置只是一个管家的角色，一个执行者的角色。从中共执政后六十多年的历史看，总理在党内的地位时高时低，有时排列第二、有时排列第三、甚至第四。在中国的历任的总理中，周恩来被公认为能力最强；但是在毛泽东面前他也不得不受常常忍受凌辱。例如，毛泽东在1958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曾大肆羞辱周恩来，不仅当众嘲笑周在政治不如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还指责周已经被右派分子抛到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的距离了。面对毛如此的嬉笑怒骂，周只能够温驯地做出检讨。也正因为如此，当总理的常常只能是格守本份，忍辱负重，出风头的事情是万万干不得的。

但温家宝似乎试图想改变些什么。他不仅公开出面为自己树立政治威信，甚至前不久，他甚至为自己出书，成为第一个在任上为自己出书的总理。他的这些举动似乎有些反常。因为温家宝绝对是一个谨慎的人。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谨慎的温家宝总是能够挺身而出呢？

首先，是中国政治格局的现状。多年来，大陆高层面对社会高危状况，已逐渐失去了政治改革的愿望。在政改与稳定之间，各个派系没任何分歧地选择了后者。此中，左派对普世价值不遗余力的批判，也是以促使右派把党的生存利益放在社会利益之上为宗旨的。近年来，大陆更加专注地开发所谓的北京共识。然而，不管高层在政改与稳定的选择上多么地高度一致，在其中下层特别是素有传统士风精神的知识分子当中，改革的呼声还是相当高的，且持续不断。比如2010年两会前，体制内作家顾晓军就曾在《博客中国》公开发表文章，要求培养反对党与党内反对派以遏制越反越腐的腐败势头。

在大陆意识形态全面左转的情况下，改革派受到的打击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倾向引起了老改革家们的高度注意。比如2010年中国两会召开之前，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田纪云在体制内最有影响的杂志《炎黄春秋》头篇位置上公开了一个谈话，他毫不客气地说，“那些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也应该有点自知之明。现在除了邓小平的理论能够动员群众，号召群众，凝聚群众外，任何盗名欺世的所谓‘理论’，可以说根本没有市场，人们只不过嗤之以鼻。”温家宝没发明什么理论体系，但是作为与田有不少共同政治语言的政治家，温也策略性地承认了田的观点。温家宝在作客新华网时，引述毛在延安时期与黄炎培的政治对话典故，重申“只有民主才不会人亡政息”；而田的谈话也引述了该典故。

但是，无论田还是温，在当下谁都没法推进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因为大陆已经完全利益集团化，倡言以与利益集团切割为反腐重磅措施也是伪命题；社会不满情绪急剧膨胀，而且学者型官僚对此也忧心忡忡。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部长隆国强告诫说，“当前中国开放的基本格局是约十年前加入WTO谈判时大体确定的，与目前中国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要求相比，对外开放已经明显滞后。”

最近海外媒体透露，大陆有两个被情治机关认定的非法组织，一个叫“中国毛主义共产党”，一个叫“中国工人共产党”；前者坚持毛泽东的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意识形态，认定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是修正主义集团，主张彻底清算；后者则拥护邓小平路线，但坚决主张社会重申公平。据称，他们分别得到了党内重量级人物的支持。海外一些亲共战略学家除了劝说北京高层接受“民主是普世价值”的观念外，还建议注意党内政治拉美化倾向，要给薄熙来那样能量级的党内高官应有的新地位，也要给以贺卫方为代表的自由化势力以应有的政治地位和话语权。

但是，大陆高层除了重复一些陈词滥调外，几乎并没有人能站出来亮明自己的态度。作为敢于担当的政治家，温家宝必须挺身而出，不断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思维。

其次，是中国经济格局的现状。在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表态，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将从三方面着手：一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二是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三是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收入分配格局是指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关系。政府多年都宣称要“调节收入分配”，但这种调节却总是失灵。政府财政收入 60年间增长985倍，民众收入只增长了19倍；如果只算近15年，中国的国家预算内财政税收增加了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上涨1.6倍，而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上涨幅度更少，仅上涨1.2倍。政府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份额。2002年占GDP份额高达22%，此后逐年上升，到2007年以后，这一占比高达25%。也就是说，中国每年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当中，有四分之一是给政府花掉了。这样分配“蛋糕”，无论怎样，都逃不掉“国富民穷”的结果。

按照中国宪法，城镇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资源，都是国家财产，属于公共产权。依据这些公共产权取得的收入都由政府支配。在改革以来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中，上述公共生产要素的配置权掌握在政府手中，权力操纵国家资源的分配，不仅产生了严重的腐败，还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近 20多年来暴富人群的形成也离不开这些公共资源，比如房地产商、煤老板等构成中国超级富豪的主体，贪腐官员有97%与土地有关，银行、证券行业成为腐败高发领域。以房地产市场为例， 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达15910.2亿元，占财政收入的23.22%。很明显，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民众被高房价压得喘不过气，但政府与房地产商却成为这一轮经济“繁荣”的最大受益者。

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中国的民航、铁路、金融、电力等六大行业是国有垄断，垄断排除竞争，高成本，低服务，还时常推动价格上涨。以地产、石油、电力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在上一轮通胀周期里联手推动涨价、获取暴利的“故事”，至今让公众心有余悸。这些国有垄断企业无偿占有公共资源，利用政府给予的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但最后只有这些企业本身与政府能够分享其利，公共资源的真正主人——广大民众除了通过别无选择的消费贡献之外，利润与其无关。

官员腐败获取的“灰色收入”导致贫富差距过大。有人估计，高低阶层收入差距达55倍，其中灰色收入是产生如此差距的主要原因。至于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有一个让中国人伤心愤怒的数字：150万个家庭（约占全中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

“民富国强”与“国富民强”二者之间不是简单的词序不同，而是统治者将两者何者置于优先地位的问题。前者有今天的北欧等国为证，这些国家的民富，国家也有尊严。后者有中国的例子为证，政府富人民疲弱。西汉刘向在《说苑•政理卷七》中记载了一段话：“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文中的 “上”指王公贵族，官僚士大夫，“下”指平民百姓。“溢”，溢出，喻富得流油之意；“漏”是指流失，漏财即被剥夺之意。中国现在就处在“富大夫”与“富仓府”的状态，形成“上溢而下漏”之局。

可以说，正是这种“上溢而下漏”之局，迫使中国社会形成对分配公平的普遍诉求，政府置身于这种诉求的漩涡之中，必须做出反应；温家宝必须挺身而出。

第三，是中国官僚格局的现状。如今的中国中高层官僚，已经不满足“欺上瞒下”的做派了，逐渐开始用公然抵制和对抗来对待中央政府。比如，温家宝总理3月5日代表中央政府作工作报告时说，“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言犹在耳，两天之后省长李鸿忠便在人民大会堂上演了荒腔走板的一幕。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坚决抑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抑制土地价格过快上涨。“两会”余温尚存，3月15日，央企就在北京日造三地王，创出楼面地价高于周边二手房市场价的奇观。3月22日，温家宝总理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的外方主要代表，在谈到失业问题时说：“我知道美国有200万失业人口，这让政府十分焦急，但中国失业人口有 2亿，中国绝不盲目追求贸易顺差，相反，中国想方设法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是我们长期努力的方向。”仅隔了一天，再看大陆各大媒体，已经更改为，“我知道美国有200万失业人口，这让政府十分焦急，但中国就业人口压力有2亿。”；“中国绝不盲目追求贸易顺差，相反，中国想方设法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是我们长期努力的方向。”

温总理经常“实话实说”，十分坦承，充满了对全国人民的责任感。他是中国官场上有史以来套话、官话不多的一个领导人，但令人遗憾的是，只要温总理说了大实话，马上就会有人“降温”，有人撤火。比如国务院召开的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温家宝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带头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包括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不能流于形式。但没有几天，就有人跳将出来“降温”，说什么官员财产申报时机不成熟。

在大陆，老是有人给温家宝“降温”，给中央政府的决策与意图“降温”；“降温”，似乎在中国官场已经成了一种“职业”。鉴于此，温家宝就不得不经常挺身而出，自己亲自现身说法，向世人指明中央政府和他个人的意志与决心。

中国现在流行的民谣，最能说明底层人民的不满和愤怒：“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嫁你？病不起，药费利润十倍起；活不起，一月辛劳一千几；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

所以几年前的中国网上民调，高达65％的受调查国人表示“来生不做中国人！”，主要是因为 “做一个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做中国人感觉活着很憋屈”。甚至有人说“我是上辈子做了坏事才被罚做中国人的”。

所以，温家宝不得不挺身而出，矢言要让中国人民“活得有尊严”。

也许，中国的问题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所以温家宝每一次挺身而出，都给人一种悲壮、甚至是悲凉的感觉。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即便悲壮，也是一个悲壮的英雄，令人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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