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顾晓軍的批邓理论(系列十一)
作者:易延年 2010-12-03 08:39:17 发表于:博客中国
驳邓式国企改革是「‘誓与人民为敌’的重灾区」;驳邓式改革非但无功,而且「从事着最大力度的破坏」!
4、顾晓军还特别指责「国企改革,是‘邓式改革’‘誓与人民为敌’的重灾区。」
顾晓军在这里确实点出了以下客观事实:第一、邓式国企改革确实用贫富两极分化代替了并非真正公平的「毛式公平」;第二、国企私有化确实是靠银行资金尤其是国有银行资金的扶持并承担凤险,以特别有利于经营者的方式来完成的;第三、「‘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成为一句空话、屁话」;第四、数千万工人下岗,且下岗後许多人生活困难。
但这些客观事实能否用来作为「邓式改革」「誓与人民为敌」的论据呢?当然不能。
第一个论据,国企内部出现贫富两极分化。
易延年在《一驳顾晓軍~邓小平让部分人先富功高蓋世》【上】【中】【下】等数篇文章中已具体论证了邓式改革导致的贫富两极化比之于「毛式公平」功大于过。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官僚的瞎指挥下,高度垄断的国有计划经济严重背离人民的实际需求,造成严重的低效率、资源的巨大浪费和人民的共同贫穷,大幅度拉大了中国同西方和港台的差距,难道这不是事实上的「与人民为敌」?难道邓式国企改革坚决纠正了這些事实上「与人民为敌」的巨大弊端,让国有经济走向更高效率,走向符合市场需求,从而更符合人民迅速改善生活的需求,让中国经济在世界上迅迅崛起,让大多数人生活迅速好起来,反倒是「誓与人民为敌」?
第二个论据,国企私有化过程中,「经营者捆绑银行资金」。
要纠正党官僚的瞎指挥和背离人民的需求,要纠正国有计划经济的高度垄断、严重的低效率和资源的巨大浪费,
要纠正人民的共同贫穷,国企改革和比重过大的大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全世界数十个大搞国有化的苏式社会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得不走这条路,连许多国有化搞过头了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得不走这条路。
然而在国企改革之初,在共同贫穷的中国,无论是工人还是企业领导,谁都不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如果不借助银行资金,无论是国企私有化的改革,还是「经营者持大股」、「经营者负债持股」等国企改革还能进行下去吗?即使你让经营者拿命来抵押又有什麽用呢?
从实际效果看,国企改革后,国有企业盈利普遍上升甚至大幅上升,所以我们至今仍未看见国企改革给国有银行带来事实上的重大困境,反而是外汇储备迅速跃居世界第一,人民持有的人民币不断升值。这又怎麽能叫做「誓与人民为敌」呢?难道非要人民持有的人民币(像觧放前夕的金元卷迅速变成接近于废纸那样)不断贬值,才不叫「誓与人民为敌」吗?
更明显的是,中国的国企私有化 等国企改革,大都是在同外资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竞争中遭到严重失败的情况下进行的。尤其是1995年~1999年中国第一次出现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变的转折关头,国有企业已出现日益严重的大面积、大额度亏损,很多企业已资不抵债,职工领不到工资。此时,若再不改革,国有资产将大量损失!数千万职工将失去生计!国家将陷入动荡!此时,若再不改革,甚至像顾晓军那样反对国企改革,那才真的叫「誓与人民为敌」、誓与国企工人的肚皮为敌!
第三个论据,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变成成了空话。
这是客观事实,但却不是始于「邓式改革」,而是始于毛时代。到文革时代,单从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考察,中国事实上只剩下两個阶级—支配生产资料的封建官僚阶级和任其随意摆布的、沒有生产资料占有权、支配权、处置权、经营权的城乡无产阶级。(在这点上顾晓軍和易延年的观点很接近)
此时的工人阶级名义上是国家的领导阶级,然而统治国家的官员哪一个像巴黎公社那样是真正由广大工人选举产生的?国家的哪一个大政方针是由广大工人「全民公决」的?国家的主要生产资料什么时候是由广大工人自由支配的?国家的前途命运什么时候是由广大工人支配的?相反,广大工人始终只是被领导、被支配、被管理、被统治的「驯服I具」而已!就連工会也只是党官僚的「驯服I具」!
更有甚者,凡未进入官僚阶级的广大工人、农民还只能处在世袭半工奴、世袭半农奴的地位。他们不仅没有自已可以支配的生产资料,而且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没有择业自由、迁居自由、生活自由,也没有言论自由,只能完全依附于官僚阶级,看他们的态度说话办事;离开了这种人身依附,任何工人都休想在这个社会中生存!
邓式国企改革后,广大工人如果当不了经营者和官僚,虽然同样不能成为事实上的领导阶级,但如前所述,他们己拥有了更完全的人身自由—择业自由、迁居自由、生活自由以及更宽松得多的言论自由,而且还有了真正属于自已的少量股份资产和资产收入,大多数中老年职工还有了自已的房产,大量事实上的无产者正在逐步变成事实上的有产者。邓式国企改革的这些功绩至少是社会的进步吧?怎麽反倒成了「誓与人民为敌」呢?
第四个论据,数千万工人下岗,且下岗後许多人生活困难。
改革前,国有企业机构痈肿,冗员太多,效率低下。例如,明明只需1万人的企业,却硬要塞进去1万3千人。精简之后,没有铁钣碗做保障了,在职工人只能更加努力工作和学习,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又减少以至避免了人力资源的大量浪费。职工自愿或被迫下岗后,一部分可以自做生意,做个体户,甚至因此而发财致富,一部分可以在私企、外企、个体户那找到更适合自已的工作,或者在学习培训后找到工作。这不仅更能真正实现各尽所能,更能创造出更大量的社会财富,而且能造就出更多的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这种对国家、对大多数人都有利的改革,怎麽能叫「誓与人民为敌」?
现在,就连卡斯特罗这样的老顽固也在古巴大举裁减国有企业的冗员,在小小的古巴这一次就要裁减50万人!而本来也推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顾晓军至今还在梦想走回头路,这不是太滑稽了吗?
当然下岗工人中也确实有一少部分素质较低的弱者,下岗后找不到适合的出路,但下岗时一般都给予了部分补偿,国家对城市居民随后都给予了低保金,现在又加强了对困难户的救助。所以这部分人中真正生活很困难的已不太多了。早在五年多前,我回过老家四川的南充市、广元市、蓬溪县城、大石镇。这类中小城市、小城镇,中小国企最多,下岗工人普遍很多。但我印象极深的是:那里打麻将,玩扑克的,下棋的,尤共是打麻将的人特别多。那些下岗工人虽然生活清贫一些,但也更悠闲自在。在那两三个月中,我从没听见他们骂过邓小平和邓式改革,更沒听谁叫嚷过「邓式改革是誓与人民为敌」之类的屁话。
其实,写此文前,我易延年几乎忘了自已的家庭竟有一半是下岗工人,一家4口人竟有两个是下岗工人,是十足的既损利益集团:易延年的太太是比国企更低劣的集体企业下岗工人,1994年42岁就下岗了!易延年的大女儿也是一个小型国企的下岗工人,十七年前就下岗了!而且当时还未得到任何补贴。为了替大女儿保留公职,易延年还不得不委曲求全地月月向原单位交钱。交了两三年冤枉钱后,觉得没用,才没去交了。当时全家除了易延年上岗外,还有一个小女儿在上高中。现在。加上兩个女婿,6个成年人中同样有一半是下岗工人:因为小女婿是主动下岗的下岗工人!易延年的小女儿2000年大专毕业后,连国有单位的边都没沾上,就到一小私企从学徒做起!可作为国企改革的「重灾户」,易延年就从来沒听见家人们骂过邓式改革!
而叫嚷「邓式改革是誓与人民为敌」的顾晓军,反而是得了大便宜又大骂娘的人。至少你副教授兼大作家顾晓军比易延年这种全家仅剩一人在岗的教书匠和县、镇那些下岗工人富得得油流吧?你从邓式改革中获得的红利,远比我易延年等人多多了吧?为什麽我们对邓式改革的功过竟然如此反常地完全相反呢?因為易延年是清心寡欲别无所求的退休老人,他只认事实和主流,所以他能历史地客观地看待邓式改革及其帶给自已一家的禍福;而顾晓军则是厷心勃勃的少壮派,为了追求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他需要扭曲历史。如果他真的比我等「小人」甚至比邓伟人更特别地关心贫民疾苦,不妨帶个好头,每月捐出一半收入给希望工程或慈善基金,我等「小人」自然心服口服;否则,他那些「痛斥先富」,「关心百姓疾苦」,「冒苦死为民请命」的高调不过是沽名钓誉而己。
5、顾晓军还断言:「‘邓小平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这是胡扯蛋!是强词夺理。」其依据是:「整个世界在进步,中国不会作壁上观。改革开放这30年,如果没有邓小平思想,无论是由谁领导,十几亿中国人,也绝不会被饿死、冻死。」他甚至还进而断言:邓小平「在经济、社会及其他层面」,「以最大的努力从事着最大力度的破坏。」在顾小军胡乱涂沫的笔下,邓式改革非但无功,而且是「最大力度的破坏」!简直罪恶滔天!
天下竞有如此颠倒黑白,「强词夺理」,「胡扯蛋」,还要倒打一耙的人!
﹙1﹚、「无论是由谁领导」,「也绝不会被饿死、冻死」???顾晓军呵顾晓军,你才40来岁就如此健忘呵!
解放已十几年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那坚持持续大跃进的战无不胜的毛澤东思想英明领导下的中国人,难道沒有大批饿死、冻死?「整个世界在进步」,而当时的中国到底是在持续大跃进,还是在「作壁上观」,甚至是在「从事着最大力度的破坏」而被迫大倒退?
在近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崛起,在腾飞,「整个世界在进步」;然而,与此同时,在「文武兼备」的「英明」领袖金正日「先军政治」领导下的朝鲜人,难道沒有大批饿死、冻死?不错,90年代朝鲜因长期滥伐森林和官僚主义严重,遭至大水灾。可这水灾不会季季有啊!而且只要工业和第三产业搞上去了,你可以拿工业品和挣来的钱通过中国老大哥在世界各国大量换购粮食啊!怎麼会搞成那样严重的大饥荒?既然如此,难道金正日领导下的、饥荒连连四处乞讨的朝鲜不是在「作壁上观」,更不是在「从事着最大力度的破坏」,反而是在勇乘「千里马」?
﹙2﹚在伟大领袖毛王席的英明领导下,即使在刘邓「右倾路线的一再帮助其度过难关的情况下,新中国用了27年,中国人依然只能实行低标准的配给。在金式父子的英明领导下,朝鲜用了整整60年呵整整60年,至今仍然只能实行低标准的配给。然而在沒有「英明」称号的邓小平等人的领导下,仅仅用了6年,到80年代中,中国人就温饱有余了。到1994年,中国经济更是全面实现了物价放开,各种日常消费品早已是品种繁多,应有尽有。到了1995年—1999年,大部分商品还出现了饱和状态和供过于求,中国有史以来呵有史以来,还第一次出现了全国性的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变和飞跃,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和飞跃,中国人的消费也从量的追求更多地转向了质的追求,对耐用消费品的追求,更从百元级转向了千元级、万元级、数十万元级!至于此后中国迅迅崛起和腾飞的事实,我们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请问:上述这一切难道不是钢的事实吗?难道这一切都是邓小平「在经济、社会及其他层面」「以最大的努力从事着最大力度的破坏」所产生的结果?难道这一切都是邓式改革「誓与人民为敌」的结果?
上述一切清楚地表明:顾晓軍一指责「邓小平思想中的理想主义色彩」,完全是顾帽邓戴,以「猫论」闻名于世的邓小平恰恰是真正的伟大现实主义大师,而顾晓軍自已反而是严重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加空想主义者!
注:
〔1〕《邓小平论教育》第3版第176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75页。
附:顾晓军三批邓小平原文
《三批邓小平:邓式改革是誓与人民为敌》
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一生为中国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後已。也许,没有人会想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他逝世13年之後;会被我顾晓军,定性为――「誓与人民为敌」。
於此,我顾晓军,一个小时之前,也真的没有想到。但,此刻,我想到了。请大家耐心看,我试论之。
为什麽说总设计师邓小平是“誓与人民为敌”呢?
早在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就在北京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邓是把它当作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他认为:如果违反这“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宁可不要“四个现代化”。是不是这样?这是其一。
其二,“四项基本原则”,针对的是当时的“宣扬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等。这就不难理解,十年後,邓小平敢於下令扼杀中国的民主实践。
在邓小平之前,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敢於下令扼杀民主实践的,只有两个伟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毛泽东。邓小平,这一步就跨入了中国伟人的行列。
纵观世界历史,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改革,都是政治、经济、社会、司法及文化等诸方面的改革彼此关系、相继展开的。
在中国,因为有总设计师定了调子;从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此就拒绝政治改革,只能在经济及其他层面上做文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手痛却在肚子或屁股上扎针,使这场关乎中国命运与前途、关乎全民生计的改革,成了一场扭曲的、畸形的、T型台上的政治作秀,成了民主、人权与完善收入
分摊格局等竟要美国人来为我们争取的闹剧。
然而,单从政治上提出批评,不足以支撑我顾晓军之“邓式改革是誓与人民为敌”的命题。
那麽,就请大家跟随我的笔触,看一看改革开放这30年的伟大实践,是不是在实践着“誓与人民为敌”。
有人跟贴说:“邓小平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这是胡扯蛋!是强词夺理。
整个世界在进步,中国不会作壁上观。改革开放这30年,如果没有邓小平思想,无论是由谁领导,十几亿中国人,也绝不会被饿死、冻死。
相反,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才是硬道理”及“猫论※、…摸论”等等,却破坏了当时在中国已经创建起来的“毛式公平”。“毛式公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但,正确的做法是:从政治上推翻其理论,从经济上实行改革,而从社会等层面修补当时中国的现实。然,邓小平的做法,却恰恰相反。他以「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予以最大的庇护;而在经济、社会及其他层面上,却以最大的努力从事着最大力度的破坏。
近日,我已写下了《邓小平思想批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思想再批判:发展不是硬道理》。今天,就不再去纠缠他的“猫论”、“摸论”及其他了。我仅以民生的几个大问题,展开“邓式改革”是“誓与人民为敌”的这一命题,并对其进行批判。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义务教育,基本上已形成。尽管很不象样,尤其是教学设施破烂不堪。但,改革开放这30年,却破坏了原有的「毛式公平」的教育体系。分班制、补习制、收费制及贵族学校等兴起、林立,使优质教育资源向富人倾斜,至使穷人上不起学,入学也难待下去。
慧慧的妈妈,送女儿上学去的最後一句话,是“你上学去吧,妈妈马上要走了……”。农民谢光福,为了儿子6000多元的学费,永远程累死了。还有那一个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曾触动过我们的名字:杨元元、马加爵等。
而如今,义务教育、公办教育、免费教育,已成为国际上的惯例,并非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俄罗斯已做到了从幼稚园到大学,全部免费。即便是那少数时常找我们中国要钱、要粮的国家,也是免费教育。而中国,为什麽要让人民失去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力呢?从这点上说,难道“邓式改革”不是“誓与人民为敌”吗?
近日,我转发了《陕西神木县委书记称免费医疗让政府大赚》。神木县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过去“毛式公平”中的“公费医疗”;如今,却当作改革的试点。
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在总结时说:“公务员没吃亏,占了点小便宜,农民占了大便宜。谁吃亏了?唯一吃亏的是收红包的医生。实际上,医生现在收入明显增加了,红包少了。政策不管住红包,社会就没有公平正义”。
其实,免费医疗已是国际大趋势。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现在实行的就是免费医疗。
而“邓式改革”,却放弃公平、正义,打破“公费医疗”秩序,搞患者自理、医疗保险;院长负责、科室承包,提高药价、处方红包等。一切与效益挂鈎,把社会公益事业,当作赚钱的机器。
住房已是现今中国的痛。
“毛式公平”中的福利房,是中国城市人以几十年低工资为代价换取的。住房改革,竟然作价卖给大家,作最後的掠夺。如是,也没有房产的土地权,一旦遇上拆迁,便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而这还是幸运的,那房改前没有享受到福利房的,只有自掏血汗钱。在农村,屋是自己的,而屋下的土地,却是别人的。
房改後,兴起的是房地产业。一个原本没有的产业,通过特殊准入、捆绑银行资金(滋生大量腐败),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实现了绑架中国经济命运与十叁亿人民生的现实。且谁也管不了――谁砸他们的饭碗,他们能砸全中国的饭碗。而国际惯例,是实行严格的差别化的房产税,有效禁止和打击炒房投机。中国,却迟迟不肯下手。为什麽?因房地产业,是官僚资本的密集区。
中国人民奋斗几十年,落得个居无定所。这难道不是“邓式改革是誓与人民为敌”吗?
今日,分摊、收入与养老,已人为地把十叁亿中国人划分成了不同的等级。
在“毛式公平”中,毛泽东月薪约为数百元。那时的13级高干,130元左右;老百姓一般数十元,八级工能有100左右。如今呢?先搞企业化管理、社保制。大量的普通工、老工人,在1000元左右,且多年没有太大变化。而後,搞公务员制、“高薪养廉”,再偷偷摸摸地完成公务员养老改革。如今,一个正处级公务员或相当於公务员退休後,月收入都可以在万元以上。
所以,在转发《叁部门:按家庭成员拥有住房数认定二套房》时,我毫不客气地说:“老百姓‘不要你认定,你给我们滚下台’。如同前日人保部的发言:工资要翻番。其必是普遍翻番,拿一万的成两万,拿一千的只两千,物价翻番带拐弯,老百姓不是更苦吗?”
以上说得还是劳动报酬,不含资本回报、灰色收入等。
国企改革,是“邓式改革”“誓与人民为敌”的重灾区。
优化汇编,让“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成为一句空话、屁话。大量的工人,被权力“优化汇编”後失业,还美名其曰为下岗。而後,是经营权的承包、出租;再,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而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不过是经营者捆绑银行资金。其中的贿赂、腐败,且不去说。如果行业周期向好,则罢;若正巧赶上行业周期性萧条,则大量生成呆坏帐,这亦由银行即国家来消化。而以权贵华丽转身的私营企业主,却没有多大风险。
而近十几年,数千万下岗工人,是怎麽过呢?不少人,都深有体会吧?就不需要我顾晓军再说了。
多少年来,中国农民是最庞大的弱势群体。所以,他们不怕流血牺牲,最真诚地跟着毛泽东打江山。然而,他们在“毛式公平”中,没有得到什麽好处,得到的是以农养工、城乡差别、农业户口等。
邓式改革,也不是没有伟大之处。其最亮丽的一笔,是土地承包。然而,邓小平的思想,在“四项基本原则”中打转、裹足不前。换句话说:中国农民,跟着毛泽东、邓小平奋斗了几十年,依旧没有自己的土地;甚至,连宅基地都不是自己的。
中国农民只落得红头文档的承诺、若干年不变,而不是真正的合法。
以上,从政治改革与民生的教育、医疗、住房、分摊与收入及养老、国企改革、农民土地等问题,阐述了“邓式改革”是“誓与人民为敌”的改革方案。
中国的改革,已走到了十字路口。犹豫、彷徨,无济於事。走回头路,更不是办法。中国,需要戈巴契夫式的勇气、蒋经国式的清醒。而我顾晓军,最多相当於狗屎李敖,啥也做不到。我惭愧自己没有能力。
在此,我向我深爱的祖国和中国老百姓,作最深刻的检讨。并希望我对邓小平思想的系列批判,能引发中国思想、政治、经济等各界的全社会大讨论。因为,不触及邓小平的思想,中国的政治改革,无从谈起;中国经济改革的对与错、优与劣、好与坏,也都没有办法谈。
於正文,我顾晓军声明:批判从严,“进程”从宽。无论如何,邓小平都将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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